1769年，钱德明从广州向法国寄回了他精心搜集的中国乐器，以及他的论稿、译著。他将他们小心地分装在三个箱子中，并给收件人写了一封信：“我已请求在广州的杨负责把第二和第三个箱子装在不同的船上，以使我付出了如此辛苦而写成的这部论著不会面临被丢失的危险。”

钱德明像

这位清代来华的法国人、汉学家是将《孙子兵法》介绍到欧洲的第一人。他另一个大家所不太知晓的贡献，是将中国的古典音乐和音乐理论，第一个系统地介绍到了西方。经由他及其他一些欧洲人，中国的传统戏剧在明清之际在欧洲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钱德明在广州待了很长时间。他1750年7月27日到达广州，1751年8月22日进京，如果没有广州、澳门这样作为中西方交流枢纽的媒介，很多被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交流”就可能没有发生的机会。

中国古画中的奏乐场景

钱德明有着很高的音乐天赋，也受过比较系统的音乐训练。他清醒地认识到中西音乐之间的巨大差异——“你们的音乐不适于我们的耳朵,我们的音乐也不适于你们的耳朵,你们不能像你们感觉你们最美丽的作品一样感觉我们认为最美丽的作品。”所以他将研究中国音乐作为了自己的方向。

在钱德明之前来华的欧洲人，也有一些对中国音乐的零星记载,但多半持否定态度。而钱德明则不然，他曾经指出，“我敢十分肯定地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通晓和声学的民族，他们最广泛地吸取了这门科学的精华……他们的和声学是包括在一个总括万物的‘和弦’中的，它存在于物质力量之间、精神力量之间、政治力量之间，存在于构成其宗教信仰与政府机构的一切无形的事物之间。所谓声音的科学只不过是对于这一总括万物的和弦的展现形式。 ”应该说这个评价，已经对中国古典音乐中追求的“道”有了相当的理解和认识。他还说：“中国人是（欧洲）大才子们所探索研究的音乐体系的真正创始人……这一体系问世之日便是他们部落制成立之时。”

钱德明的《中国古今音乐考》是向西方人系统介绍中国音乐的开山之作。虽然钱德明并非职业音乐家，书中存在诸如音乐术语使用不当、对汉文典籍解释不够确切等缺陷，但它向欧洲人展示了中国特有的音乐体系，自刊印以来一直是西方中国音乐研究者的必读文献。有人这样评价：“钱德明有关中国人音乐的著作在18世纪下半叶就如同满月一般闪烁光芒。与它相比，这一时代的其他著作仅仅如同一闪即逝的小流星一般。”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