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28日，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逝世，享年86岁。傅聪是著名钢琴家，有“钢琴诗人”美誉，为钢琴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父亲是著名翻译家傅雷。今天，让我们跟随叶永烈先生的记述，了解傅雷是如何培养孩子的。
纵观傅雷一生的成就，可以说主要有三：一是翻译法国文学名著，二是亲手“打造”了驰誉世界的钢琴家——长子傅聪，三是身后由次子傅敏结集出版了影响深广的《傅雷家书》。
在这三项主要成就之中，后两项是互相关联的。
傅雷之子傅聪
傅雷深知“选择不当，遗憾一生”。他曾再三说过，倘有天资，则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倘无天分，宁做别的工作。
傅雷先生在1962年9月10日写给刘海粟的弟子、青年画家周宗琦先生的一封信中，便详细论及对于艺术人才的培养：
爱好艺术与从事艺术不宜混为一谈。任何学科，中人之资学之，可得中等成就，对社会多少有所贡献；不若艺术特别需要创造才能，不高不低，不上不下之艺术家，非特与集体无益，个人亦易致书空咄咄，苦恼终身。……热情与意志固为专攻任何学科之基本条件，但尚须适应某一学科之特殊才能为之配合。天生吾人，才之大小不一，方向各殊；长于理工者未必长于文史，反之亦然；选择不当，遗憾一生。爱好文艺者未必真有从事文艺之能力，从事文艺者又未必真有对文艺之热爱；故真正成功之艺术家，往往较他种学者为尤少。凡此种种，皆宜平心静气，长期反省，终期用吾所长，舍吾所短。若蔽于热情，以为既然热爱，必然成功，即难免误入歧途。……
傅雷夫妇与傅聪在书房
傅聪心中音乐的种子，是傅雷亲手播下的。傅雷夫妇在闲暇的时候，爱听唱片。傅聪记得，那是一架“老掉牙”的美国“百代”牌唱机，要用手摇柄摇上一阵子，才能使唱片转动。
傅雷在1957年第8期《新观察》杂志发表的《傅聪的成长》一文中，曾经这样写到：
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还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的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都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才在他七岁半，让他开始学钢琴的。
傅雷为了让傅聪专心学钢琴，便要他退了学，聘请了家庭教师郁树敏。郁树敏是傅聪当年就读的上海西成小学的国文教师，国文教得不错，傅雷就请他担任傅聪的家庭教师。
傅聪4岁与母亲合影（1938年）
除了聘请家庭教师之外，傅雷也自己担任教师。我在采访傅聪的时候，他回忆说，父亲提出一个问题，让他回答。如果答不上，父亲就讲一个故事启发他；再答不上，又讲一个故事……一直到他经过自己的思索，讲出了答案。
傅聪颇为感叹地说：
这样，学问就成了我自己得来的，不是道听途说，不是copy（拷贝），不是抄书。父亲这种教育方法，使我永远受用不尽，那就是独立思考。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就不会停留于一，就会举一反三，在面前展现广阔的知识天地。如果说我以后在学问上有所成就的话，那归功于独立思考。我的基础就是这样打下的。
傅雷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培育着音乐幼苗傅聪。
傅聪在波兰练琴，为参加“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作准备（1954年9月）
傅聪一直记得，1944年3月10日这一天。那天下午，上海巴黎新村傅家一片节日气氛，父亲买了一个特大的蛋糕，祝贺小傅聪10岁生日。他还打电话约来了傅聪的一个个“小朋友”——他的琴友们。特别使傅聪高兴的是，丁善德伯伯（后来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带着他的6岁女儿来了。他的女儿也是傅聪的琴友。
傅聪和“小朋友”们轮流弹琴，他的生日开成了一个家庭音乐会。“小朋友”们演奏完了，一边分吃着蛋糕，一边听着丁伯伯讲评。就这样，在甜蜜的琴声中，傅聪度过了10岁生日。
不过，那时候的傅聪，像一个上满发条的钟。父亲把发条拧紧，他就嘀嘀嗒嗒走得欢，整天坐在琴凳上练琴。慢慢地，发条松了，走慢了，甚至不走了。这时候，又要父亲给他上发条。
傅雷深知儿子爱琴如命，只是过分倦怠，才显得疏懒。他发觉了，就走过去，啪的一声，把钢琴锁上。这对于傅聪来说，是最厉害的惩罚——他失去了弹琴的权利。
当儿子伤心地伏在钢琴上痛哭时，父亲便会过意不去，又把锁上的琴打开。这时候，傅聪就把内心的悔恨倾注在琴声中，他使劲地练，竭力地想追回因为倦怠而失去的练琴的时间。
傅雷难得露出笑容的照片。摄于1953年，当时傅聪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得奖归来，傅雷心情愉悦
傅聪常常边弹边唱。有时候，他还喜欢自己谱曲。有一次，他正边唱边弹，给父亲听见了。傅雷走进琴房，把傅聪吓了一跳，以为要挨“剋”，谁知道父亲要他把刚才自己创作的曲子重弹一遍。傅雷侧耳细听，居然十分欣赏，把它记在五线谱上，给那首小曲取名为《春天到了》……傅聪在琴凳上，在黑白键上，度过了童年。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巨匠傅雷》，因篇幅限制，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