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国乐活起来、潮起来，是琵琶演奏家俞冰近些年一直在努力、在探索的方向。
俞冰
在他看来，国乐不应该仅仅呈现于一个平面的舞台，局限于一个人、一把椅子、一盏白灯、几首简单的曲子，而应该将视觉、故事和音乐融为一体，从视、听、感上去打通所有的情感。
9月26日在上海大宁剧院，俞冰带领月之源乐团奉上了一台国乐专场，这也是疫情以来，大宁剧院的首场复演音乐会。
俞冰和7位好友，让琵琶、二胡、竹笛、中阮等地道的中国乐器，与小提琴、钢琴等西洋乐器交融，配以精致的创作和编配，带来具有世界曲风的跨界音乐——国乐不再是传统印象里的曲高和寡，而是触手可及、耳目一新。
“让国乐活起来，就是将演奏家和观众的心拉近”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俞冰就进了上海民族乐团。因为想一起“玩点新东西”，2003年，俞冰和几个摩登好友成立了月之源乐团。十多年来，它从一个只有5个成员的小乐团，发展成了一支包括8名台前演员、20多名幕后人员的团队。
“月之源”的核心价值在于原创曲目，这也被俞冰视为他对艺术的答卷。
音乐会上的《琴人梦》，就是俞冰为管子和钢琴写的二重奏。管子也叫篦篥，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多用于军中和民间，但很少出现在国乐作品中。有一年在日本巡演，俞冰眼见着日本皇室一位演奏家吹篦篥，“声音太美了，太好听了！”乐器虽古老，曲子的曲风却非常当代、非常世界，他当即就发愿，要为管子写一首新作品。
俞冰是琵琶演奏家，然而不管是本人创作，还是找作曲家委约，他的视野都不局限于琵琶。
音乐会上的《焰》《少女心》《梦见吉普赛》都是委约作品，《少女心》用到了钢琴、二胡，《梦见吉普赛》是为二胡、竹笛、小提琴、钢琴而写，《焰》则是为琵琶、二胡、笛子、中阮而作。
“乐器本来就没有界线，只要旋律或感觉符合一件新乐器，我们就让它重生。”俞冰感慨，如今的民乐器都面临一个问题——需要多样性、需要包容性，演奏家们既要把传统的、民族的作品演奏出彩，同时也要包容原创和外来，要和当下流行的元素嫁接。
也因此，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爵士鼓、电吉他等西洋乐器，都被他们拿来和琵琶、二胡、竹笛、中阮等地道的中国乐器对话、交融、渗透，带来具有世界曲风的跨界音乐。
“完全没有违和感，只是我们的观念和创作手法的问题。”俞冰并不担心国乐因此丢失其原有的特质，“民族音乐原本的调性已经存在了几百甚至几千年，你说它会丢吗？我用琵琶弹一首古曲，就能听到原汁原味。把传统文化做到极致是很有品位的，但对我来说还远远不够。我追求的是把民族音乐融入到其他音乐门类里，还让人觉得不违和，觉得顺理成章。”
创作时，俞冰遵循现代人的审美，更追求戏剧化。
音乐会上的《游园惊梦》，是2018年俞冰带队参加广东卫视《国乐大典》，受导演邀约而写的。也正是凭借这首曲子，“月之源”一举夺得总冠军。
导演要求从传统里发掘当代性，还有什么比昆曲《牡丹亭》，比杜丽娘和柳梦梅亦真亦幻的爱情更合适？演出时，三位演奏家同台，用琵琶、笛子、大鼓，生动演绎了生（柳梦梅）、旦（杜丽娘）、仙（花神）三种形象。
“现在的人更希望有突发的一些变化，所以里面有一个角色是花神，花神的降落打破了杜丽娘和柳梦梅之间美好的爱情，让杜丽娘回到现实，她被关在闺房，爱人只在梦中出现。这种现实和精神的两重境界，很具有戏剧性，观众是能感觉到的。”
其实早在2017年，俞冰就尝试过戏剧化的创作。那一年，受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委约，他将项羽的几个人生节点，浓缩进60分钟的音乐剧场《霸王》：首次出鞘杀人、和虞姬初见、大胜巨鹿之战、险入鸿门宴、被十面埋伏、和虞姬道别、在乌江自刎……观众不是听一首首曲子，而是有脉络，有故事情节，有连贯的一生。
俞冰同样用不同的乐器代表不同的人物：笛子代表初见项羽的虞姬，清澈柔美；大鼓代表项羽心中的心魔，有反面寓意；古筝代表在帐子里为项羽舞剑的虞姬，凄美哀婉；琵琶则代表项羽，初见虞姬时分外轻柔，演到“霸王卸甲”，又将他的纠结、痛苦尽现，最后，俞冰几乎是用整只手拍打琴弦，将项羽自刎的悲壮烘托到极致。
“演员不光是演奏乐器，而是带有角色感、带有鲜明的身份，这样观众更容易进入，知道你是谁，知道你在弹什么。”
俞冰说，国乐里有不少古曲是意象化、意境化的，很容易曲高和寡，而戏剧化带来的好处是，演奏家更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观众也能更精准地捕捉到演奏家的表达，这也是为什么他提出要做音乐剧场，“让国乐活起来，就是让它更有当代性，而要让它更有当代性，就要将演奏家和观众的心拉近，情感的点能够融在一起。”
而至于传统的古曲，俞冰笑说，要一级一级慢慢来，“不能说小学、中学都不读，直接让你上大学，那是精神更高的一个层次。”
“你要让创造力萌芽，而不是去掐灭它、浇灭它”
在俞冰眼里，国乐是一颗会发光的金子，但很多年一直被埋在土里，他希望挖出来，用更多元素、更多形式，让它不断发光发彩。
“国乐未来的发展方向非常大，有太多空间可以挖掘。我们可以演几千前的古曲，也可以演非常当代的曲子，还可以和西方音乐元素融合，和东方元素的服装、家具、水墨、书法、茶文化融合……它包罗万象，可以有很多面。”
而要让国乐化成国潮，成为国人追捧的对象，对下一代的教育不容忽视。
2015年，俞冰牵头成立了一支少儿琵琶国乐团，从上海各个学校的琴童里挑选出12位，组成“十二琴童”。琴童们分为高、中、低三个声部，年龄最小的6岁，最大的12岁。
每年，团队都会为她们开一台专场音乐会。曲子都是量身定做的，喜欢什么、怎么弹法，12个孩子会和大人们一起探讨、一起创作。俞冰要求，不能很专业性，也不能太趣味性，要有一定的基础能力，同时又能打开她们的创意。
“十二琴童”
未来，俞冰还会亲自带队，每年来一次“艺术之旅”，让孩子们带着12把琵琶走进国外的音乐学院、艺术节、文化地标，深度感受当地的人文气质。每去一个国家，他还会邀当地作曲家为她们创作，让中国琵琶演外国作品。今年7月，她们原计划去法国，因为疫情改到明年，曲子都已经定好了，比如改编法国国歌《马赛曲》，还打算将比才的《卡门》做一个串烧。
“这样就打开了她们的音乐视野，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每天弹三个小时琵琶。”俞冰感慨，很多孩子常常是为了弹而弹，每年考级，考到18岁，“音乐生涯”就结束了，在“十二琴童”，“我们希望她们通过琵琶这个媒介去往更大的世界，可能她们以后不弹琵琶，但这些种子会植入心里，十年或二十年以后会开花。”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什么？创造力！”为了保护孩子的创造力，俞冰鼓励“十二琴童”自画乐团logo，自画妆发、造型，自写推文文案……“有时候她们会想去敦煌，骑在沙漠骆驼上弹琵琶，很多想法出人意料，为什么不帮她们达成心愿？你要让她们的创造力萌芽，而不是去掐灭它、浇灭它。这对国乐未来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
俞冰对创造力的珍视，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他学琴的“血泪史”。
俞冰的父母都是苏州著名的评弹演员，评弹里有琵琶和三弦，还有唱，弹比唱轻松一点，父母就要求他先从琵琶学起，为将来做评弹演员打基础。七八岁时，他就和姐姐一人抱一把琵琶，在院子里对坐弹琴，日复一日，并不快乐。
“我是被逼、被迫的。”小时候的俞冰并不喜欢琵琶，因为父母的期望，他坚持了下来。进了上海音乐学院后，他都考好托福，准备去美国读书改行了。谁承想，他在一个琵琶比赛轻松拿下第一名，毕业后，他又很顺利地考进上海民族乐团，“父母说，你看，你就是应该弹琵琶。所以我的生活中充满了对冲性。”
直到八年前，他才真正感受到琵琶带来的快乐。他开始“往内心求”，把琵琶当成抒发情感的一个通道，身心俱疲时，他也把琵琶当成一种自我疗养的渠道。
在上海龙华寺的藏经阁，方丈给他留了一个场地，有空他就去。坐在菩萨像下面，盘腿、打坐、弹琴，他不会想弹出来的是什么，而是想他要传递什么样的感情。
琵琶曲有文武之分，文曲着重左手的技巧，格调细腻，比如《昭君出塞》《汉宫秋月》《月儿高》。武曲着重右手的技巧，以叙事为主，气魄宏大，比如《十面埋伏》《霸王卸甲》。
虽然部分武曲名声更响，但在俞冰看来，琵琶最经典的是文曲，不在武曲，他也更喜欢文曲，因为很多文曲是往内心走，能把人内心点点滴滴细微的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很多音乐太外露、太直面、太用商业去衡量，但恰恰琵琶没有办法做到往商业走。”他说，“人到了一定的时候，文曲也好、武曲也好，弹琴一定是由心而发的。就像白居易《琵琶行》形容的，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